高中历史教学论文：近代外国宗教影响在高中教材中的反映高中历史教学论文：近代外国宗教影响在高中教材中的反映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辑的高中教材《中国近现代史》于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出版第一版，后经过一定的修改、增删，于九四年又出第二版。目前各中学使用的是近版（九四版）《中国近现代史》课本。近版课本大小字结合，有详细的史料，大字部分叙述注意到教材在课堂教学中的实际运用，具有可操作性，相对于老版（九二版）教材有了发展和提高。但《近版中国近现代史》高中课本在表述外国宗教对我国的影响和史料的配置上，有其欠缺和不足。本着科学的精神，笔者对此进行简要的探讨。
过去一般观点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包含着对华的宗教侵略。近代外国宗教对我国的影响产生了若干历史后果，其作用不可忽视。九四版教材应当对其影响和后果的表述有一席之地，因为，毕竟近代史上两次伟大的反侵略运动，即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都与外国宗教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因果关系。
《中国近现代史》（上册）第二章“太平天国运动”，其中对洪秀全反清思想的形成用小字进行了表述，《原道觉世训》的问世，“标志着洪秀全最终确立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人间天国的革命理想”，①紧接着教材把洪秀全理想称之为创造的“革命理论”。那么洪秀全的革命理论依据究竟是什么？涉及到的组织为什么叫“拜上帝教”？教材实际上可以略作介绍，不然的话，“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体现了新时代的农民战争特点”，②这个特点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中美望厦条约》第十七款、《中法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款，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建教堂，允许传教士传教，这是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而送来的异域宗教文明。没有鸦片战争，不可能使一位乡村的私塾先生接触基督教；没有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现实，也不可能引起创立新思想的洪秀全深刻的思索和探求。在比较了传统的礼教、普及型的佛教及出世的道教之后，他毅然接过了基督教的火把，并化为战争的实践，使之红遍了半个中国。作为教材，笔者建议应当直接地表明洪秀全的思想来源，也应当简要介绍作为理论武器的拜上帝教教义内容，及其理论内容上开拓新时代（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思想特点。
洪秀全援引上帝吩咐摩西的口吻说：“我乃上主皇上帝，尔凡人切不好设立天上地下各偶像来跪拜也。今尔凡人设立各偶像来跪拜，正是违逆皇上帝旨意”。③太平天国《天条书》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崇拜皇上帝”。第二条又规定：“不好拜邪神”。“皇上帝曰：‘除我之外，不可有别神也”’。④就是说，信仰天主一神，别无它念。应当说，洪秀全的宗教或曰革命理论确实接受了基督教的一神教教义。《天条书》中的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劫抢等，都直接承袭了基督教教义。国外学者称之为“假基督”，有失公允。假是不假的。若理解为“假借”之假，倒是说准了一点。有意思的是，洪秀全对真理探索的眼光投向外来文化，成为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不多的几位先行者之一，以至于后来先进的思想家们也几乎都走了他的道路，只不过不是去寻求宗教教义，而是去真诚的学习西方文化，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到马克思、普列汉诺夫……，爱国志士几乎把理论眼光都投向了国外。这是值得研究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史实。洪秀全有一点上比之林则徐和魏源高超：他把外国的宗教文化化为农民战争的实践，农民阶级把宗教当作自己的思想武器，而宗教又把农民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套用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与哲学关系的话）。《原道觉世训》公开号召：对阎罗妖“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理论开始化为行动。我们冷静分析一下太平天国的法纪规范《天条书》，还不难发现其体现的“中国特色”。天条规定“孝顺父母”，儒家文化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庇护所；“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皇上帝本名爷火华，世人不可妄题”，这深深地烙上了中国皇帝“避讳”的印记。由此可见，洪秀全“拜上帝教”革命思想实际上是基督教义与十九世纪中期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九四版高中《中国近现代史》教材称之为革命理想和革命理论，其表述过于宽泛。“生于淮之南为橘，生于淮之北为积”，不管怎样，从科学的思辨认识，橘积同科。不管“拜上帝教”教义如何的具有中国特色，本质是基督教之一的分支流派。从这个意义上说，九四版课本可以考虑实事求是的说明拜上帝教来源于基督教，而不要只字不提。这样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外文化的交流、碰撞、杂揉，有助于学生了解近代思想发展史，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学生培养严密的历史思维素质和对外来文化的科学态度。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是近代的“自由传教”时期。从这时开始，中国诸多社会问题中的教会问题愈来愈突出。教民和非教民的矛盾，教会与地方的矛盾，外来宗教与传统文化的矛盾，构成了斑彩驳离的历史画卷。紧接着，中国各地掀起了程度不同的反教会斗争。波澜壮阔的义和团运动实质上是把反教会斗争推向了顶点。对于这个重大的历史史实，遗憾的是，教材在上册第五章第三节中，为说明义和团起因时仅作了些简述外，没有把反教会斗争作为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独立的板块写入教材。在《中国近现代史》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诸多线索中，有中外战争，有官员的探索（洋务运动），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唯独没有当时中国颇具热点的反教会斗争，使整个高中教材的框架失之于完整，无法对学生加深进行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民抗争史的教育，也使教材在表述义和团运动时突然间冒出的反教会斗争缺乏必要的联贯和铺垫。
据统计，1870年在中国的外籍天主教士已达250人左右，1874年在华耶稣教传教士达436人，美国人占48％，英国人占44.5%，德国人占7.5％。⑤他们的势力已深入内地和边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护教条款成了他们的“护身符”。用卑鄙手段获取的照会“柏尔密协定”又为虎作怅，外国传教士霸民房占田产，招收低素质“教民”鱼肉乡里，激起民众公愤。因此自发的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
1861年的贵州教案，既反映了民间的反洋教情绪，又反映了一部份官方人士的反洋教态度，其最终的结果，是清朝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屈服妥协。1868年的“扬州教案”的处理，说明洋务派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什么新招术。较大规模的“天津教案”（1870年）揭开了民众暴力抗教的序幕，中法战争后，各地掀起了反教会的武装起义。四川大足人民三毁法国教堂，“芜湖暴动”又波及几十个城市，甚至连帝国主义统治中心上海租界，也出现了反教会的匿名揭帖。⑥反洋教斗争势如春潮，一浪高过一浪。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外来宗教和文化的传统抗拒心理。从官方态度看，渗透着矛盾心理，暗里有时偷偷摸摸默认或支持人民的抗争，明里又低三下四委屈求全，这种矛盾情绪，几乎贯穿到新政为止。从传教士角度看，确有宗教渗透甚至干坏事的一面，也有办报纸、办学校、办医院等进行科教文化传播、从事慈善事业的一面。如此复杂的历史现象，九四版《中国近现代史》如果认为不便处理，其实可以用小字形式加以辅助表达。处理得好，可以培养学生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下进行分析、综合概括的能力，培养学生树立正确对待外来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义和团运动的确是一个反帝高潮，中国传统社会民众的积极性和局限性在1900年有了一个充分表演的机会，民族的优缺点在义和团运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以赵三多攻打冠县教堂揭开序幕，又以攻打西什库教堂推向高潮。教堂成为物化的外来恶魔，成为给传统拳民们带来耻辱、苦难、贫困的象征，“灭洋”其理颇顺，其势颇壮，体现了农民直觉的正义性。细加考察，义和团运动的反教会斗争又有缺乏理智的局限性。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对其局限性有了多层次的研究和评判。王国平先生指出：“反洋教斗争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独占统治的排外性。中国统治阶级既有妥协的一面，又有抗斥的一面，煽动排外情绪。顽固派利用义和团说明了这一点。反洋教斗争又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小生产者的盲目排外性，没有世界眼光，不可能本质地认识资本主义，对教会买地置业，以传统的风水、习俗加以本能的排斥，往往越落后的地方反教会越激烈”。⑦王国平先生两个排斥的观点，丰富了我们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这种排斥性可以从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中找到它的根源，也可以从传统经济模式中找到它的利益出发点。九四版高中《中国近现代史》教材已经加入这样的评语：“‘灭洋’虽然能够广泛动员群众参加反帝斗争，但是带有笼统排外性”，⑧比之老课本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至于排外的历史表现和历史史实，教材也可以考虑如实体现。如果义和团的爱国主义是建立在排外基础上的，是建立在狭隘的小农利益基础上的，是建立在维持而不是冲击旧的封建制度基础上的，那么，这样的爱国主义只能称之为古典爱国主义。现代爱国主义的概念理所当然的包含向人类一切优秀文明学习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考察，义和团运动的悲剧正是在于古典爱国主义的终结。至于教材沿袭传统理论认为义和团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加速了它的灭亡”，⑨与义和团“扶清”的初衷相悖，也没有史料证实义和团在京津等地区摧毁清朝封建统治的社会制度，因而“加速灭亡”观点值得商榷。我们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恰恰是义和团运动兴起，使各帝国主义国家协调矛盾，放弃了瓜分计划，把统治中国的希望又重新寄予清政府，更加极力的扶植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半傀儡政权，使之苟延残喘。真正给予清政府致命一击，加速它灭亡的是那些主张新政的立宪党人和主张推翻清朝的革命党人，尤其是辛亥革命党人，他们才是代表了近代社会发展方向的历史新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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